如果那年的高考也能推迟一个月

醉生梦死 加载中 1440字 978 度

坐地铁去上班的时候,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微博。
 
看到一条消息:因为疫情的原因,今年高考推迟一个月。
 
我的手指愣在屏幕上,看了看地铁玻璃门中的自己,突然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。
 
而这些事,几乎都和一个人有关。

那个人是我前桌,长得很高,之所以坐我前面,纯粹是因为视力不好。
 
他不驼背,坐姿却懒散得很,习惯用一只手撑着头,分不清楚是在听课还是打盹。
 
班主任每次看到都说:“看看你怎么坐的?”
 
有次我也没忍住问他:“你干嘛每次都这个姿势,桌子也东倒西歪。”
 
他看了我一眼说:“拜托,我是为了不挡住你看黑板,才故意这样的好不好。”
 
还记得有一次,我们班的统考倒数,班主任脸色很差。
 
一进来,看到黑板没擦,更是脸一沉:“今天到谁?”
 
旁边的同学用眼神示意我,我才慌忙起身。
 
他看到我的动静,不知道为什么,也站了起来,用自己的身高挡住我。

还把手背到后面做手势,让我坐下。
 
这个举动跟《那些年》里,柯景腾宁愿受罚,也要把课本给沈佳宜的情节很像。
 
只是当时的我还不懂,以为他只是单纯的“少年气”。
 
现在想来,才后知后觉地发现,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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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个年纪的我们,没有什么“确认关系”的概念。
 
对一个人的喜欢,更多地落在了“想和对方上同一个大学”的想法。
 
所以原本想考深大的我,在瞥到他桌上贴的便利贴写着广大的时候,也悄悄改了自己的志愿。
 
但对于成绩不好的我来说,广大也充满了压力。
 
他看我太焦虑,拉着我装病请假溜出学校,坐了三个钟头的公交车,去了离我们最近的海边,大亚湾。
 
双脚踩在沙滩上的那一刻,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情了。
 
从大亚湾回来,我的心情的确舒缓了不少,但他的座位却空了。
 
刚想偷偷发短信问他怎么没来,班主任就走上讲台,严肃地跟我们说:
 
“我们班的阿海得了肺结核,要住院,不能跟你们一起上战场了。”
 
“还有三天,你们千万不能生病啊,否则就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情。”
 
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,十六七岁的命运是那么容易被改写的。
 
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意外,就被推向了分岔口的另一边。
 
后来,班主任让我们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,他在高考前一天,帮我们带去高榜山祈愿。
 
很多同学都在纸上写,祝自己如愿考上理想大学。
 
而我当时写的是:希望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,这样他应该就能赶上了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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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没想过那个稚气的愿望,会在另一个时间点,以另一种方式实现。
 
不过这一切都太晚了,我们早已被推进了不同的路口。
 
没能如愿考上广大的我,辗转几个城市,还是来了广州工作。
 
至于他,除了听别人说复读了一年之外,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。
 
直到年前的一次小型同学会,我才再次看到他。
 
还是很高,在人群中很好认出来。
 
只是当他走过来跟老同学寒暄,熟练地递名片,问对方:“来支中华?”的时候,我还是感到了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。
 
不仅是他,每个人都在时间的鞭挞下,丢失了些许眼里的光。
 
那晚快散场的时候,他走到我面前,跟我互加了新的联系方式。
 
刚回到家就收到他的消息:“这几年过得还好吗?”
 
短短几个字,轻松撬动了我的记忆。
 
但我还没酝酿好情绪,他就先一步打破了我的想象。
 
“听说你在广州工作,打算买房嘛?我手上有不少好房源。”
 
“如果你身边有人买房,也拜托你推荐一下了,就当帮帮老同学。”
 
我愣了很久,才回了句:“好的。”
 
在此之前我想过很多次,我们的故事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结束。
 
而我万万没有猜到,对话框里的那一堆房源链接,就是我和他这段关系的句号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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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家后,我重温了《那些年》这部电影。
 
虽然它的结局是,柯景腾打扮成大人摸样,参加了沈佳宜的婚礼。
 
但在我心里,它有另一个结尾:
 
那天雨下得很大,沈佳宜对着他喊:“大笨蛋。”
 
柯景腾喊回去:“对啦,我就是笨蛋,才会追你这么久。”
 
这就是我认为的《那些年》的结局。所有后来的重逢,他们都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他们。

就像我一直觉得,我和他的终点,并不是在那场令人唏嘘的同学会上。
 
而是高考前我跟他逃课到海边时,我就海浪的起伏声问他:“你考完试最想干嘛?”
 
“没想好诶,可能会跟你表白吧。”

他回头瞥了一眼我的反应,马上补了句:“假的啦。”
 
那一天海边的风很舒服,我们照常嬉笑打闹,以为只是人生中平淡无奇的一天。
 
但那,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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