坐地铁去上班的时候，我像往常一样打开微博。
看到一条消息：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今年高考推迟一个月。
我的手指愣在屏幕上，看了看地铁玻璃门中的自己，突然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。
而这些事，几乎都和一个人有关。
那个人是我前桌，长得很高，之所以坐我前面，纯粹是因为视力不好。
他不驼背，坐姿却懒散得很，习惯用一只手撑着头，分不清楚是在听课还是打盹。
班主任每次看到都说：“看看你怎么坐的？”
有次我也没忍住问他：“你干嘛每次都这个姿势，桌子也东倒西歪。”
他看了我一眼说：“拜托，我是为了不挡住你看黑板，才故意这样的好不好。”
还记得有一次，我们班的统考倒数，班主任脸色很差。
一进来，看到黑板没擦，更是脸一沉：“今天到谁？”
旁边的同学用眼神示意我，我才慌忙起身。
他看到我的动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站了起来，用自己的身高挡住我。
还把手背到后面做手势，让我坐下。
这个举动跟《那些年》里，柯景腾宁愿受罚，也要把课本给沈佳宜的情节很像。
只是当时的我还不懂，以为他只是单纯的“少年气”。
现在想来，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自己错过了很多东西。
那个年纪的我们，没有什么“确认关系”的概念。
对一个人的喜欢，更多地落在了“想和对方上同一个大学”的想法。
所以原本想考深大的我，在瞥到他桌上贴的便利贴写着广大的时候，也悄悄改了自己的志愿。
但对于成绩不好的我来说，广大也充满了压力。
他看我太焦虑，拉着我装病请假溜出学校，坐了三个钟头的公交车，去了离我们最近的海边，大亚湾。
双脚踩在沙滩上的那一刻，我觉得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情了。
从大亚湾回来，我的心情的确舒缓了不少，但他的座位却空了。
刚想偷偷发短信问他怎么没来，班主任就走上讲台，严肃地跟我们说：
“我们班的阿海得了肺结核，要住院，不能跟你们一起上战场了。”
“还有三天，你们千万不能生病啊，否则就是影响一辈子的事情。”
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，十六七岁的命运是那么容易被改写的。
可能因为一个很小的意外，就被推向了分岔口的另一边。
后来，班主任让我们把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，他在高考前一天，帮我们带去高榜山祈愿。
很多同学都在纸上写，祝自己如愿考上理想大学。
而我当时写的是：希望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，这样他应该就能赶上了。
我没想过那个稚气的愿望，会在另一个时间点，以另一种方式实现。
不过这一切都太晚了，我们早已被推进了不同的路口。
没能如愿考上广大的我，辗转几个城市，还是来了广州工作。
至于他，除了听别人说复读了一年之外，就再也没有其他消息。
直到年前的一次小型同学会，我才再次看到他。
还是很高，在人群中很好认出来。
只是当他走过来跟老同学寒暄，熟练地递名片，问对方：“来支中华？”的时候，我还是感到了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。
不仅是他，每个人都在时间的鞭挞下，丢失了些许眼里的光。
那晚快散场的时候，他走到我面前，跟我互加了新的联系方式。
刚回到家就收到他的消息：“这几年过得还好吗？”
短短几个字，轻松撬动了我的记忆。
但我还没酝酿好情绪，他就先一步打破了我的想象。
“听说你在广州工作，打算买房嘛？我手上有不少好房源。”
“如果你身边有人买房，也拜托你推荐一下了，就当帮帮老同学。”
我愣了很久，才回了句：“好的。”
在此之前我想过很多次，我们的故事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结束。
而我万万没有猜到，对话框里的那一堆房源链接，就是我和他这段关系的句号了。
回到家后，我重温了《那些年》这部电影。
虽然它的结局是，柯景腾打扮成大人摸样，参加了沈佳宜的婚礼。
但在我心里，它有另一个结尾：
那天雨下得很大，沈佳宜对着他喊：“大笨蛋。”
柯景腾喊回去：“对啦，我就是笨蛋，才会追你这么久。”
这就是我认为的《那些年》的结局。所有后来的重逢，他们都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他们。
就像我一直觉得，我和他的终点，并不是在那场令人唏嘘的同学会上。
而是高考前我跟他逃课到海边时，我就海浪的起伏声问他：“你考完试最想干嘛？”
“没想好诶，可能会跟你表白吧。”
他回头瞥了一眼我的反应，马上补了句：“假的啦。”
那一天海边的风很舒服，我们照常嬉笑打闹，以为只是人生中平淡无奇的一天。
但那，就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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